王冰/文
作者介绍：资深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影评人，出版有影评书籍《观影》系列。
应我们北师大四川校友会严老师的推荐，写一篇《我不是药神》的影评。前不久我一同事申请离职，理由是病的严重，90后的小姑娘能有什么病的严重？我刨根问底不肯明说，我便有不好的预感，从她断断续续的表达中，我拼凑出可能是血液病，就像电影中的这个病：慢粒白血病。生命无常，她还那么年轻。整体来说，《我不是药神》是主创们轻轻拨开喜剧、闹剧的浅表，去探触人性的复杂岩层。在这个故事里，人人都有困境，人人都值得“理解之同情”。让他们在伤痛里抱住善良与希望走出一个又一个困境。影片结尾，一段沐浴在阳光底下的镜头，挤挤挨挨的人们每一个都摘下了口罩，他们目送程勇离开，以这种带有仪式感的方式向他们的“救世主”致敬。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辛德勒的名单》，是不是很像？
相同之处在于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经历了一次自我的蜕变，成为了所谓的“救世主”。辛德勒之于程勇，前者是因为反犹导致犹太人无处可去，犹太人当工人工资低，可以减少工厂运营成本；后者是离婚后儿子离开，父亲生病，想要挣钱赢得尊严。这种初衷显得不是很高尚，完全是一种利己的，没有值得放大去渲染。但是转折之处都在于，参与其中都发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存在，无数的人活的那么艰辛，需要一个救世主去救赎他们。所以当历史需要这么一位“救世主”的时候他们恰好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
即便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却也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即便是走私个假药这样一个相对于救助犹太人这样的事可能太渺小，却发酵成为全民讨论的大事件，推动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圣者，但是我们也深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一个很矛盾的道理。假若社会上的制度非常完善，怎么会需要这样的圣人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更人性，更温暖的社会制度。
“2016年，工信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瑞士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宁纳入医保。”“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2002年，慢粒白血病存活率约为30%；2018年，慢粒白血病存活率约为85%。”这些字幕缓缓滚动，多少人泪流满面。
经历过电影里为吕受益、“黄毛”发出的声声哀叹，观众更会理解——最终解决问题的，不是靠哪一个孤胆英雄的良心、冲动，而是需要制度的完善。经历过电影里的无奈，观众更会庆幸——人间有痛，但我们终究是在一点一滴用善抚慰了痛。事实上，电影从头至尾，都没让情大于法，也没让法湮没了情，正像许多人评价的“它很含蓄”“也很克制”。
